内容提要：照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观点，“城市病”是现代性问题的外化体现。不过，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索贾等思想家却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空间修复”这一视角分析了“城市病”产生的现实根源，指出城市化是当代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在当代城市社会已经取代了以往工业社会的决定地位，城市空间是当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主要途径。这一理论也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展开的，不过更具有批判性与针对性，并且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城市病”的根源在于资本化空间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因此，围绕着城市空间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抗争将成为未来革命的焦点，即“城市权利”。然而，无论“城市病”还是空间修复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都注定了，掠夺性的空间实践将引起城市的反叛与异化。如果说“城市病”了，必须反思使其致病的文明病根，我们认为，到一定程度之时，以新的文明理念为指导构建的城市将替代今天的城市样态。从根本上看，对于“城市病”的批判应该是对于现代性文明形态及其未来可能新文明形态的反思。
关 键 词：“城市病”/空间修复/城市权利/新文明
作者简介：车玉玲(1970- )，女，黑龙江双城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系/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006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空间与资本：对《资本论》的当代解读”(项目编号：12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从起源上看，城市是人类的产物与创造。与自然的先在性不同，城市从无到有，是人类文明进展的结果。反之，可以想象，如果人类的文明真有终结之日，则城市也必然将从繁华走向消失，重归自然的宁静。可以说，城市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与人自身的发展史，有什么样的文明与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纵观城市发展的历史，芒福德先生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把其划分为从原始都市、城邦、大都市、超大都市、暴虐城市和废墟都市六个阶段，这里不仅包含着他对城市史的划分、而且也包括了他对于未来城市发展前景的预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从城邑、城邦与都市的差别方面分析了城市发展史。不过，无论思想家们从何视角剖析“城市发展史”，他们都以“大都市”、“超大都市”来称谓当代的城市。那么，城市从一个最初小小的“神灵的居所”(芒福德语)发展到今天的超大都市，是以何轨迹进行的呢?思想家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并不只是为了歌功颂德，而是回首初衷并反观当代城市，他们发出这样强烈的疑问：“谁的城市?谁的文化?”
实际上，当思想家们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就意味着对于当代城市发展方向的反思，以史鉴今“警告人们城市生活前进方向不正确”[1]序9。自20世纪中期以来，城市问题开始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热点之一，这和城镇化的急速发展及其“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有直接相关。1952年，伦敦“光雾霾”污染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与对于“城市病”的关注。按照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观点，“城市病”是现代性问题的外化体现，这当然无可争议。不过，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索贾等思想家却从“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与“空间生产”这一视角分析了“城市病”产生的根源。实际上，这一理论依旧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并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我们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城市病”之根源的探讨，与以芒福德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视域并不违背，他们也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展开，不过更具有批判性与针对性，并使人们对于未来城市的预测与建构更具有了现实性与可能。
一、城市空间：当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主要途径
与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相反，对于城市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却普遍出现得很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阶段，城市问题突显出来。面对当时的城市问题，以霍华德、芒福德、格迪斯等人为代表的“人文城市学派”及其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派”都从人文生态学的视角研究城市的空间与历史，探讨“城市病”出现的原因。概言之，他们把“城市病”归结为现代性推进的结果。不过，在20世纪后半叶，当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由尖锐进入平和，城市问题在全球范围漫延与展开之际，仅用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现状与城市问题，显然并不足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社会学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同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对于空间理论与城市问题的专门研究，有些文献中把这一思潮称为“城市政治经济学”或者“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主要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等人为主要代表。法国社会学家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在《城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故事》一书中首次以“城市马克思主义(Metromarxism)”为其命名。[2]1“城市问题”被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全球化进展的结果。列斐伏尔在1970年出版的《城市革命》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互重叠与延续的时代，即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时代。在他看来，当代已经进入了“城市时代”，以往的工业时代是为这一时代的准备。在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城市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于全球空间的重新塑造。因此，今天我们用“地球城”来取代地球村的称呼倒更为贴切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