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都市自身的异化与叛逆不仅体现为“城市病”的种种表征，而且在其根源上是资本本身与空间修复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展现的必然结果。然而，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及其大都市的爆炸性的增长并不会毫无止境地一直进行下去，无论是“城市病”本身还是空间修复所蕴含的内在矛盾都注定了，到一定程度之时，新的理念为指导构建的城市文明将替代今天的城市样态。
四、新文明的可能与人本主义的城市观
面对当代大都市的种种病症，时至今日，各个阶层的人们、甚至于利益集团本身都感觉到切肤之痛：无处可躲的雾霾、不可避免的食品安全、人人面对的拥堵及其千篇一律的城市的样子都提醒人们，那个改变的时刻应该到来了。思想家的伟大在于他们早已经预示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因此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他们已经告知了我们可能的道路及其如何选择。“人本主义的城市观”、“田园城市”、“游戏城市”、“希望的空间”等等，思想家们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对于未来城市的构想，其共同之处在于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有机综合体，任何“局限于一个领域的变革，都只会破坏全面”。弗洛姆在《健全社会》的结尾时强调的这一警示性结论，入木三分地指出了时代之弊。
列斐伏尔在谈到他的理论目的时提出，我们的政治任务就是构思和重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它不会重蹈全球化、城市化资本横行所造成的可怕困境。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城市学家的愿望，也是当代人的愿望。
然而，如何才能建造完全不同于资本化空间的城市呢?思想家们已经阐释了未来城市革命的现实力量来源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那些被掠夺的弱势群体，然而，这并不足够。我们认为，城市作为文明的容器，它体现的是不同时代文明的样子，如果说当代的超大都市是资本逻辑与技术原则联姻的产物，那么未来的理想城市则应该以一种不同于以技术为核心、以资本为目标的新的文明形态为建构基础。这是一种不同于消费文化的新文明类型，马克思把此称为“经济形态终结”的新的社会形态。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而告终。”[15]33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真正属于人的历史是以经济形态社会的终结为条件的。换言之，马克思所有研究的最终目标就在于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时代不可能是永恒存在的，它必将被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这个新的社会形态是以人的全面性为目标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显然，这是扬弃了资本逻辑之后的新的文明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新文明是在以往人类历史的一切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的，资本以一种异化的形式为新文明的产生奠定了条件，不仅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完整的人的生成创造了条件。因为“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6]112。
可以说，无论是人本主义的城市学家，还是以哈维、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者，都延续与丰富了马克思对于未来文明形态的设想，并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以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明形态为理念建构起来的“希望空间”，新文明的核心原则是“经济至上性”的终结与超越，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应是城市发展的第一需要。达成这样一致的认识是因为思想家们及其现代大都市中的居民都认识到了一点，“事实上，生命机能的标准越高，它就越是不能够通过钱得到表达，并且它也就越是远离市场的运作。生命机能的标准必须凭借休闲、健康、生物活动以及感官愉悦和社会机遇得以体现”[10]493。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方式生活的时候，实际上也就回答了我们要居住在什么样的城市里，也就回答了我们应该与自然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念，及其我们该以什么态度对待资本与使用技术。实际上，这些原则成了新文明中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指导理念。
如果说对于新文明的构想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只是理论上的预测，那么资本主义在全球展开空间修复的过程中，城市史的发展逐渐践行了这一预测。具体而言，当代城市化进程以一种近乎非理性的发展速度达到了它的顶峰之时，在繁华与喧嚣的大都市中已经显示出了衰败的迹象。按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描述，大都市是从“文化”到“文明”的最高阶段，人们与土地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割断，大都市显示出了现代性文明的最高阶段也是衰败的开始。可以说，在超大都市里，赤贫与奢靡、文明与野蛮、脆弱与坚固、技术与愚昧等都以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光鲜的大都市里，都存在着贫民窟。不仅如此，自然与环境的代价已经无法被忽略，不过，衰败总是和新生相关联，只有认识到了衰败，才能重生。所以，新文明的萌芽从理论预测到现实萌发只能在人的城市空间实践中显示出来。对此，芒福德坚定地表达了思想家们具有共性的一个结论，他说：“城市设计的任务当中包含着一项更大的任务：重新建造人类文明。我们必须改变人类生活中的寄生性、掠夺性的内容，这些消极东西所占的地盘如今越来越大了；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有效的共生模式，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一个大陆一个大陆地不断创造下去，最终让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合作的模式当中。”[10]导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