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理论上的种种预测与假设，在当代，超大都市本身已经显示出了其自身的僵化与各种问题。“城市究竟多大”才能使居住于其中的居民感受舒适自在，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而不被谈起了。“扩张与运行”成了目的本身，因此，在当代超大都市不断地涌现出来，并成为效仿的榜样。然而，在吞噬一切的城市化过程中，除了我们常见的雾霾、资源、交通等城市问题之外，大城市自身也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与风险，大都市的无所不能与它的无力、衰败、脆弱同时并存。思想家们用“胀破了的城市容器”、“走了形的巨大”、“城市内爆”等来形容“城市自身的异化”。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溯城市的本质，以此为参照系，才能更为清醒地为现代城市诊病。有一点可以肯定，仅仅从城市的经济功能方面是无法从根本上了解城市本质的，“因为，城市更主要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新事物。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化以及人文遗产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赋予前者(自然环境)以人文形态，而又以永恒的、集体形态使得后者(人文遗产)物化或者外化”[10]导5。简言之，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它以一种固化的方式综合地展现这个地域的宗教、文化、生活、经济、价值观、历史等。因此，“有机的文化综合体”应该是城市的本质。

　　问题在于，这种有机综合体的被打破与替代，芒福德将此归源于“机械式的思维方式”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贯穿。在城市化建设中，以技术为核心的工业文明是保障城市不断扩张的基本手段，技术的不断推进是保障大都市进入到普遍阶段的必要手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有机与平衡被打破了，自19世纪下半叶之后，实证主义的原则与方法贯穿于城市发展史中。机械论中所主张的经验事实、秩序、规律、精确、严密等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准则，而艺术、宗教、文化等则逐渐被边缘化了。于是，“有机”被“机械”逐渐替代，以此机械论原则所贯穿的城市建设，在芒福德看来是“没有根基、没有精神、最终也是没有生命和没有希望的”[10]323。在这样的城市里，看似一切欣欣向荣，然而巨大取代了美，机械复制取代了艺术，金钱取代了上帝，对于数量的追求取代了生活，“城市从作为联合的工具，文化的避风港，变为了分崩离析的工具并日益对真正的文化构成威胁”[10]329。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的进行，促使当代城市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发展，城市的规模到了一种新的阶段。在当代的超大都市中，资本、技术、消费三者结合起来再塑了当代城市空间，由于这个现代化的都市空间缺少内在的精神与具有统摄力量的文化内涵，导致它的存在是各种风格的拼贴与杂糅。在这里，货币成为衡量人类生活世界的内在价值，人更自由也更虚无了。价值的通约主义，以数量的价值压倒了城市的品质和人的品质，造成城市和人自身的量化、平面化、平等化。“当都市的积聚达到如此规模，只能用一个特别的词来描述它的力量：这就是无力。”[10]272这种无力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超大都市僵化臃肿的行政管理机构，不仅导致城市运行的成本增高，对于城市面临种种问题很难以面面俱到地有效处理。第二，超大都市在面临突发问题时(比如自然灾害、战争、瘟疫、核污染等)更为脆弱，它的自我恢复能力与抵抗能力远不如乡村。第三，超大都市中的居民会产生深刻的无力感与失乡感，由于他无法把握与理解这个城市的整体，及其在文化上的丧失根基。第四，当超大都市的扩张达到一个临界点，将面临着城市自身的内爆，即当它无法再通过转嫁的方式获得活力，“城市的资本费用和年收入的太大一部分必须花在增加拥挤的设施上以及通过机械设备再来缓解拥挤引起的恶果”[10]321之时，都市的增长会给自己带来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