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用“掘墓人”来形象地描绘资本主义内在的自反性，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在空间修复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其自身无法突破的内在矛盾，同时也吸收了剩余的资本与劳动力，“建设性摧毁”成为城市空间建设反复进行的一个特征。这不仅造成了对于自然资源的浪费、对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而且同时生产出了新的不平等。我们知道，在城市改建与扩建的过程中，似乎总是重复着“摧毁—重建”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是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吸收与创造资本的根本途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贵阶层，相反城市中心区的原住民、弱势群体、穷人及其被边缘化的那些人等的利益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哈维把此称为“掠夺性的城市空间实践”。他说：“城市重建基本上总是具有阶级性的。新的城市是在旧城市的残骸上建立起来，因而需要暴力。”[12]17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蕴含着一种新的不平等，也是大城市中城市犯罪等的不安因素的来源之一，这是资本主义在“空间修复”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反抗力量。大都市的爆炸性增长，到底满足的是什么需要呢?经济的增长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否成正比呢?对此，思想家们给出了具有警示意味的回答。芒福德早在一百年前就对此展开了批判，他反对一种“降低城市标准带来的增长”[10]289。在他看来，“所谓的大都市‘增长’，事实上就是不断增加最下层的民众，这些人可以让自己居住在没有足够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环境中，这些人可以免了干净的空气，可以看不到天空和阳光，可以免了自由的活动、自发的游戏或者尽情的性生活。”[10]289也就是说，城市的增长是以一部分人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的，这不仅包含城市中心区域被迁走的原住民，也包括城郊周边的失地农民和承担城市种种污染的乡村。当这种降低标准的生活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必然招致反抗的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斐伏尔指出未来的革命一定是“城市革命”，城市中的“贫民区”及其那些在空间修复过程中被掠夺的弱势群体将成为未来革命的主导力量。

　　不仅如此，即便是那些享受着大都市生活之便捷舒适的居民，也会对于同质化的城市空间产生厌倦与反叛的意识，他们反抗空间修复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从而成为隐蔽的同时也是更为广泛的抵抗力量。“所有征服者都征服城市，但所有城市都抵制这种征服。”[13]364这种抵抗的原动力并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而在于人们对于非异化的生存活动条件的期待与向往。弗洛姆在对“健全的社会”进行构想的时候，他把社会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人的内在的善上，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人正在走向疯狂与毁灭。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并不足以摧毁我们对人的理性、善意与健全所抱的信心。”[14]293可以说，在一些思想家们看来，人的内在的善的力量会促使社会走出目前的困境。除此以外，要知道，人虽然具有自我意识与能够思想，然而依旧是一种高级动物，动物对于自然界总是有一种家园般的向往，长期生活于被规训的钢筋水泥的都市空间里，成为现代人出现精神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近年来都市人对于乡野、古城、荒野等超乎寻常的热爱与寻找可以感受到现代人对于“差异性空间的向往”与对于“单向度存在”的反叛。实际上，空间修复的直接矛盾就在于：资本需求的同质化空间与人所需求的多样化空间样态的矛盾，也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利润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来自于经济利润要求的放松管理，以便于让更多空间投入市场，注重的是空间的交换价值。而来自于城市居民要求有更多日常生活的多样化空间，看重的则是空间的使用价值，是生活多样性的需求。

　　现实的问题是，“城市病”的根源在于资本化空间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是以牺牲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为代价的，原有的城市生活空间与文化中心大多被改造为商业中心，城市的原住民与城市文化及其城市记忆一起被抹去了，只留下了高楼林立的崭新的同质化的商业空间。围绕着城市空间如何使用这一问题，思想家们提出了“城市权利”这一问题，即围绕着城市空间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抗争。“按照我在这里提出的意义来讲，主张城市权利即是一种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具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而实现这种对城市的控制权需要采用一种根本的和激进的方式。”[12]5因此，“谁的城市”这一问题将成为未来城市斗争的核心。换言之，城市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以什么为尺度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人”应该成为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人是人的最高目标”。然而，在现实中，资本与欲望结合成为了人的主宰，因此也成为了城市建设的主宰。不过，无论是从人对自身存在丰富性的期待方面，还是从空间修复的内在矛盾方面看来，城市空间资本化都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可能是城市建设别无选择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