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城市的“内爆”式发展，将吞噬掉乡村、自然与荒野等空间存在的多种形态，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损害与乡村的衰落，其结果是生命机能的衰败。众所周知，当代城镇化进程进展神速，大城市、超大都市似乎已经成为政绩与伟大成就的标志而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的目标。然而，近年来超大都市中所出现的迫切现实问题，比如雾霾、光污染、高房价、交通拥堵都在提醒我们思考，“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里”，这几乎是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要提出的问题了。其实早在这些“城市病”出现之前，思想家就已经警示过人们，这种“走了形的巨大”与内爆式的城市发展将带来可怕的后果。芒福德认为，超大都市作为城市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意味着衰落的开始，这一衰落是全面的，它不仅意味着城市自身走向管理的僵化病态，也意味着由此引发的自然、人自身等文明的全面衰败。由于超大都市在经济上占据的重要作用，以大都市为中心辐射到它周围的乡村、自然及其荒野等一切地域，都要为大都市提供其运转所必须的农产品、生产资料、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等，同时这些周边地带还要承载与消化大都市每天所产生的生产与生活垃圾。不仅如此，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随之不断地影响与渗透进入乡村生活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会逐渐被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所消解。这样，大城市周边的乡村与自然不再具有以往与城市不同的独特的存在形态，而成为了城市的附属品、甚至是牺牲品。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村庄和乡村一直是清新生活的储存库，受祖先行为模式的约束，使人们保持人性、通人性，但又对人类的局限性和人类的可能性两者都有自知之明。不论城市的统治者们有多大的错误和过失，仍然是可以纠正的。……今天这种安全因素没有了，大都市迅速而猛烈地扩展，把它思想上的毒素和化学上的毒素两者都扩散到全球各处，它造成的破坏恐怕是无法挽救的。”[1]571也就是说，乡村作为现代人“自我修复”的一个独特空间，已经逐渐被都市化的发展给吞噬了，这不仅造成了自然的渐行渐远，也使都市人的存在缺少了一个“避难所”，无论是来自精神的还是肉体的危险。芒福德非常具有预见性地指出，非理性地追求“巨大”城市的结果是形成“集合城市”，“一个大都市与它相邻的大都市连成一片，到那时，每一个大都市都将丧失相邻地带作为教育和游憩的风景地区，同时也丧失了它残留的特性”[1]566。芒福德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了现实的写照，以牺牲自然与乡村为代价的爆炸式城市发展，在当代俨然已经走向了不可控的状态。以纽约、香港、东京等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当代城市发展争相效仿的榜样。然而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幸福并不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城市已经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