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理论研究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更具体地说，他们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来考察城市问题，其核心思想是当代大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与自我修复的空间。借助于此，资本主义缓解了自身的尖锐矛盾，“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展、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3]23。对此，大卫·哈维在其最近的研究中，使用“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来进一步阐释全球化的过程，并指出空间修复是晚期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实现平稳繁荣的根本途径。哈维首先在词义上解释了“空间修复”的含义，他使用的是“fix”具有隐喻性质的引申含义，不仅仅是指“使事物恢复正常运作”，也暗指这种修复、解决的方法是短暂的，问题还会卷土重来，就如同瘾君子吸毒一样。他说：“我使用‘空间修复’的说法主要用的是最后一个意思，我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要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内部危机趋势的贪婪动力。我故意让它平行于‘技术修复’的说法。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说，沉迷于地理扩张，如同它沉迷于技术变革和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无穷扩张。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可能到来的危机，一直以来没完没了地寻求空间修复的当代版本。”[4]空间修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是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方式，它是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动力。那么，空间修复是如何实现的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对于城市问题的研究，在他们那里具有一个共识，即“城市”是空间生产与空间修复的主要场所。

　　城市作为资本的空间载体而存在，它通过如下的几种方式实现空间修复，从而为资本找到了新的增值途径，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第一，空间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即由传统的“空间中的物的生产”拓展到“空间自身”的生产。比如，房地产的炒作。在当代大都市中，城市空间作为一种资本与商品、作为投资的对象与消费的场所，城市空间的功能更多地在于消费与增殖，城市的发展主要满足的是增殖的经济需要。第二，除了把空间自身作为商品与资本之外，对于城市中公共设施与设备，如高速公路、集装箱码头、机场等基础建设的投资，也是城市空间修复的一个主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将大量资本投放于固定的、不可移动的城市中基础设施的方法，吸收过剩的资本与劳动力，并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途径。第三，通过空间生产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产物的城市空间，已经蕴含着意识形态与政治性质。与原始的自然空间不同，被人所改造与规训过的城市空间，不仅从功能上被划分为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行政区等，而且也蕴含有中心区、边缘区、富人区、贫民窟等这样的等级意识。同时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也生产出了开发商、炒房团等新富阶层与一批新的城市赤贫，生产出了新的社会关系。这样，空间生产的同时也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与延续”[5]262。第四，“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使空间修复在全球展开。以往资本主义通过“入侵”与“殖民”等强硬的形式开拓市场、掠夺资源。但是随着交通、通讯、讯息、金融等的迅捷发展，跨越不同空间之间障碍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哈维把此称为“时空压缩”，或者说“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利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在劳动力、原材料等一切方面的差别实现其增殖的目标。这样就形成了原材料输出国、加工国、技术与产品垄断国之间的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