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从空间修复的角度剖析“城市病”问题，比仅仅从技术理性的角度进行批判，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内涵，它直接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的同质化改造与控制，虽然它在现阶段有效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然而却造成了更为广泛的危机。梅扎罗斯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称为“结构性的危机”，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同，结构性的危机更为持久、广泛与难以消除。由于资本在全球的布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当代是由全球共同来消化与承担，而且危机在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领域显现，不平等与剥削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弱小经济国家的“结构性支配”。

　　三、空间修复的内在矛盾

　　自从人们认识到“城市病”以来，对于城市的治理就从未中断过。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城市病”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集中爆发，其根源在于空间修复中内涵的资本逻辑以其无坚不摧的力量在全球漫延。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没有止境的，空间修复在展开的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了其内在的矛盾与局限，并在大都市中展现出来。“除了军事上的弱点之外，增长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得大都市在经济上变得虚弱；在长远的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它将无法再侵略或将它不断增大的开支转嫁到别处。”[10]319导致现代文明衰落的并不只有外在的力量，更主要的是蕴含于其中的自反性，这种内在的矛盾在空间修复中更尖锐地爆发出来，哈维将此称为城市的“叛逆”，这种叛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呈现出来。

　　首先，当代城市空间作为一种资本表现，它无法摆脱资本自身的特性及其局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11]278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资本化了的城市空间。我们知道，资本得以活下去的前提条件是“增殖”，而实现资本增殖的条件必须既要满足其生产的条件，又要满足其流通的条件。然而，这两点必要条件都不是没有局限的。从生产条件来看，资本与资源之间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城市空间无论如何扩张依然是有限度的，这不仅是指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城市自身的自反性也限制了城市不能完全没有限度的扩张，如交通、行政管理、人口、环境等很多方面的限制。再者，资本化的城市空间要进入市场领域流通，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限制。这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过度积累”与“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必然体现出来，这是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原罪”，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当然也是城市空间生产的危机根源。因此，通过各种形式刺激需求、“去库存”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任务。在众多的举措中，信用贷款应该是最为有效的措施，然而却是金融危机的根源。200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其本质上是城市空间生产危机的现实表现。为了去掉库存，实现空间产品——房地产流通增殖的目标，银行减低了贷款的准入门槛。“当真正具有信用的买家消耗殆尽时，为什么不进一步减低对收入水平的限制，把目光转向较高风险的买家呢?最后转入那些没有收入和资产的买家，他们或许可以在价格上涨时通过出售这处房产而获利。如此这样，直到泡沫破裂。”[12]49可见，城市空间生产本身即便正处于最为如火如荼之际，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应该会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遭遇其发展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