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的几种方式是资本主义进行空间修复的主要途径，主要都是在城市空间中展开，缓解了资本主义过渡积累的危机。同时，这几种空间修复的形式之间互相促进：高速公路、机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为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提供了条件；反之，城市的拓展又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资本再增殖提供了新的投资途径。不仅如此，在这一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渗透，也为它打开了全球的消费市场。这样，城市空间自身的生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及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空间的不断占领，这几者之间形成了新的资本循环链，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列斐伏尔、索贾等一些学者不论从何种角度展开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他们都具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即空间修复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资本主义延续与缓解的重要途径。

　　我们知道，过度积累与需求不足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一内在矛盾不断地尖锐、爆发、缓解，周而复始。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大萧条之后，这一矛盾已经无法在第一循环的过程中被消化掉，所以政府与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即凯恩斯主义——福特主义，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与“时空上的转移”相结合，也就是“利用时空”来克服过渡积累与需求不足的这一矛盾。具体说来，政府通过对于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的投资，如对于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的投资，也包括鼓励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工厂的一些长期投入等，从而把过剩资本、劳动力等引往未来的时间中，哈维将此称为“资本的次级和三级循环”。但是空间的补救方法只能延缓危机的到来，依旧不是最有效的方法。近半个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平稳

　　繁荣的稳定时期，其根本原因在于“空间修复”有效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1970年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空间”转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思潮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兴起，其关键在于“空间修复”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城市成为实现空问修复的主要场所，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社会等都以城市空间作为中介而实现了再生产与再塑造。

　　二、“城市病”：空间修复的必然结果

　　资本与晚期资本主义借助于“空间修复”获得了新的力量并有效地缓解了危机，然而另一结果则是城市问题的集中出现与爆发。“城市病”是与现代性相伴随出现的，从18世纪英国工业文明后期开始的“城市病”至今已经200多年，现代人对此毫不陌生。从其表征上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即对于水、空气、土壤等人类生存必需条件的破坏与污染；另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人口激增而出现的交通拥堵、城市犯罪、城市贫富差距、就业医疗、高房价等社会问题。再者，“城市病”也体现为城市中的“个人”心理方面的精神疾病等。以往的思想家们通常把“城市病”归结于工业化与技术原则在城市生活中的贯穿，这当然是一个主要要素。然而，不仅如此，自1970年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提出的“空间修复”却更能深刻地揭示出全球“城市病”集中爆发的现实根源，并指出“城市化”是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城市社会已经取代了以往工业社会的决定地位，“城市病”对于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人类文明未来的走向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任由“城市病”发展将可能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带来灾难。

　　城市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说“城市病”了，必须反思使其致病的文明病根。处身于大都市之中的现代人，在今天“城市病”日益严重的时刻，应该反思，以城市现在的发展方向，最终将走向何方?当人们身处其中，无法自明的时候，芒福德指出：“当对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两者都不大清楚时，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扩张中的经济必定创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形象。”[1]557也就是说，在当代城市的发展满足的已经不再是人的生活与生命的需要，而是城市发展需要，“运转与扩张”成了目标，而人成了工具。这是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个痼疾。正如启蒙最终走向了野蛮一样，城市的发展也遗忘了初衷，使发展成了发展的目标。对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病”的根源，并回到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那里。“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题最终都要返回到商品问题，任何答案都会在商品结构之谜的答案中发现。”[6]92空间修复的实质就是资本逻辑在城市中的贯穿，资本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大都市是资本的聚集地与再生空间，空间修复具有的双重作用，即满足了资本创新与增殖的需求，又再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空间，两者一拍即合，成为历史发展的新的推动力。一直以来，空间都是作为一个“场所”而存在，但是当空间以资本的逻辑被生产与出售时，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就分离了，使用价值成为次要的附加，而交换价值成了根本目标。这样，“增殖”成为空间生产的主要目标，摆脱了使用价值的束缚，空间作为资本的载体具备了资本的一切特征，空间资本与人的无限贪欲相结合裹挟着城市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与扩张。“我们现在的文明是一辆巨大的汽车在单向交通的路上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前进着。不幸的是，像现在制造的这种汽车，既无方向盘，也没有刹车，开车人能行施的惟一控制方式只有把汽车开得更快，他对汽车着了迷，也要尽可能的开得快，可是他忘掉了开往的目的地。”[1]570以往在对于“城市病”之根源的探究中，思想家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技术批判这一维度，城市空间资本化的这一维度无疑更具有现实性与批判性，空间资本化是当代城市问题的病根，以资本逻辑贯穿下的城市建设从其表征上看具有如下的一些病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