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不一样，日本企业界奉行的是终身雇佣制，这套制度体系下的企业都非常注重员工忠诚度，企业认为要对员工有终身承诺以及技能培养的责任，并为之提供公司自行发展出的管理技术训练，让员工由基层逐级往上晋升。这种良好的上升机制与人性关怀导致日本年轻人认为呆在大公司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数据显示，日本90%的大学毕业生更愿意进入大公司工作，这意味着生活无忧与安稳的职场生涯。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由1982年的松下公司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提出：“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不用担心失业，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而这种终身雇佣制后来在日本被普及开来达成了一种传统的企业文化与管理模式。

这为工业时代的日本为减少员工离职率、稳定熟练工人队伍、推动技术与产品的良品率提升与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集中方面起到了大的作用，但也导致员工被体制化，许多员工不敢踏出稳定的体制而去干风险系数很高的创业活动。

在这种体制下，日本以年资而非以绩效作升迁标准，在日本人看来，以年资来作为升迁标准，这样就不会为了破格提升表现极优的员工而因此得罪大多数员工。这种重视资历与人情的企业文化有它好的一面，即它让大多数员工保持了对公司的感恩与忠诚度。

本质上这是一种“公司是我家”的文化，进入大公司意味着拿到了“铁饭碗”，它让许多日本人可以在一家公司轻松待上5~10年甚至是一辈子，但这种管理模式也缺乏冲突性的竞争，一个职场员工在日本只要不犯大错，可以舒服的在一家公司干到退休，没必要干冒风险去创业。

再看中国。中国互联网企业搬来的是源自美国的企业管理体系，奉行的是以绩效为核心的企业考核与升迁标准，在互联网公司，末位淘汰制普遍盛行，员工即便在大企业也普遍处于一种焦灼与不安定的状态，而在大企业，外面与内部的失业风险同时存在。

某种程度上，中国创业者多以及创业意愿强，重要原因也在于不稳定的职场环境与生存压力、焦虑的逼迫。

但在日本，创业其实是拿舒坦的人生前途去赌博，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成本投入。很显然，日本许多年轻人心里清楚的很：创业是不可能创业的，这辈子是不可能创业的。

要知道，日本也是一个注重个人的信誉的国家，频繁跳槽与离职的员工不受社会与企业待见，而不进入大公司，传统的社会偏见与父母的责难，让年轻人未来面临的结婚、养老、贷款买房等各种问题，这使得年轻人思考模式倾向于回避危险。

另外再看收入对比，在日本企业内部相对强调平等，CEO的薪酬也就是一般员工的几倍，不会超过10倍或者几十倍，这事实上是一种更为人性化、注重贫富差距的制度设计，但也看的出，日本创业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在中国，互联网产品形态、商业模式与企业文化都是源自美国，CEO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也算正常。正是这种创业成功之后与之前收入上的巨大差异性，导致国内创业者对于创业的成功的渴望空前，希望通过创业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在中国，创业失败大不了回到从前，而在日本，创业成功之后的财富与创业之前其差异性不是非常明显，在日本，进入大企业工作，其高收入与稳定性与创业者的风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可以说，中国创业者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在日本，日本年轻人进入大企业工作本身就意味着已经穿上光鲜靓丽的水晶鞋，他们不愿再脱下鞋子去光脚走路。创业成本与失败的代价不一样也导致两国的创业氛围与创业者数量都不在一个层级。

日本或许并不需要依赖在互联网上的取得成功

日本的池田信夫在《失去的20年》一书中提到，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没能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谓第三次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人类步入互联网时代。

日本二战后集中国家和民间的财力促制造业发展，导致日本具有很强大的制造业基因，日本的电子产品给人一种从细节打磨出来的精良与品质感，这种制造业的优势也造就了日本企业界一种相对严谨与按部就班的工业化的品控管理模式。

但对应到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行业需要快速试错与产品迭代，并需要在制度与文化呈现一种的创新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模式与氛围，这与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冲突，导致日本互联网运营缺乏一种开放性与灵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