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谦

　　8，7，6，5，4，3，2，1，点火，起飞。

　　近日，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将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首发星——微重力技术实验卫星发射升空。

　　远在北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张履谦，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前往现场，但依然时刻关注着该卫星的发射动态。

　　“自1949年以来，我见证了祖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我自己的工作也由研制转向咨询论证，始终不变的是为祖国富强贡献绵薄之力的志愿。”张履谦说。

　　在硝烟中

　　发展电子对抗事业

　　上世纪30年代，亲眼目睹了在飞机轰鸣和炮弹声中四处逃难的民众，幼年的张履谦便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鸿志。

　　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专业学习期间，张履谦时刻找机会，希望亲临祖国建设一线，但未能如愿。1951年，刚刚毕业被分配到军委通信部的张履谦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希望他能解决抗美援朝战场雷达抗干扰的问题。

　　那是张履谦第一次看见雷达。于是，他不眠不休，从工作原理开始，了解雷达以及干扰机袭击雷达的过程。张履谦想，当干扰机干扰雷达频道时，为什么不能跳到另一个频道工作呢？不妨用“跳频”的方式，跟干扰机打个“游击战”。

　　方案有了，却面临设备难题。当时仓库中只有几个灯泡、几根导线。这可愁坏了张履谦，他转头发现窗台上的空罐头瓶，“有办法了！”看似不起眼的“罐头加麻绳”居然做成了跳频装置，施展了“小米加步枪”般的本领，成功避开了敌机干扰。

　　这次经历让他“迷上”了雷达，“没人才、没仪器、没设备”的局面激起了张履谦的挑战欲，促使他展开了深入研究。此后，全军的雷达都交到张履谦手上，当时他还不满30岁。

　　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在“两弹一星”研制时再一次派上用场。

　　上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国外的U-2侦察机时不时飞往研制现场，获取进展情况。可U-2侦察机飞得高，普通的高射炮打不到。我国的雷达一打开，U-2侦察机听见声音就逃走了。因此，张履谦等人制定了近打快打的策略，研发出抗干扰的雷达系统。一连击落5架U-2侦察机后，国外的侦察机再没出现在“两弹一星”研制现场的上空。

　　“没有抗干扰能力的雷达相当于一堆废铁，现在的导弹、电子武器、卫星都应该重视干扰问题，重视电子对抗技术。”张履谦说。

　　在质疑中壮大国防科技力量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开始部署。张履谦等科研人员并未在研制出“两弹一星”的喜悦中停留，而是开始思考下一个科学问题——中国如何建造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美国、俄罗斯、欧洲的论证一致认为覆盖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大概需要30颗卫星。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张履谦说，当时中国研制发射一颗卫星大概需要10年，30颗卫星意味着300年时间。中国等不了。

　　张履谦注意到，国际科研界还有一个设想——两颗卫星实现定位。

　　“国际没人做，不代表实现不了，也不代表中国不能。”于是，他将目标不断拆解成一个个科学问题，经过攻关，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搞出了双星定位系统，并为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全球定位的质疑得到了答案，但新世纪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的对接着实让张履谦备感压力。这次对接是中国第一次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的对接，国际专家看到对接方案后认为不可行。

　　到底可行与否，这套方案论证工作很难，要模拟飞船和空间站高速飞行场景，并完成对接任务。张履谦临危受命，展开了艰苦的论证工作。最终，他证实了方案的可行性，并提出了防风险建议。此后，载人航天工程的对接都沿用了该方案。

　　“天上稳定性需要地面下功夫，要求科研人员反复做实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覆盖性。这是一项艰苦、细致而又反复的工作，科研人员要有耐心。”张履谦说。

　　留住人才 培养人才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履谦的工作逐步由科研向咨询论证转移。当谈及中国的航天事业如何更进一步发展时，张履谦毫不迟疑，“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打好基础，进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