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之后，一向爱美的她穿衣比别人“永远多两个季节”。她告别了裙装，春天依赖电暖气，夏季也穿着秋裤。天热时她为了病人打开空调，病人走后立即关上。

　　即使如此，她喜欢病人在身边。用王佐妤的话说，患者越多她越起劲儿。清闲下来，她的状态截然不同。细心的同事会在傍晚陪她聊天，那个时间病人最少。

　　节假日里她乐于替同事值班，让别人去逛街，去“满世界玩”。这都是她无法做到的。她只有吃过止疼药，才能勉强陪女儿去买白球鞋，去公园，结果这有限的几次也都是父女俩在里面逛，她怀着内疚的心情在外面等。因为羡慕别人全家出游，她催促丈夫带女儿去看大海，女儿在海边打来电话让妈妈“听海风”，她既欣慰又伤心。

　　“我一坐在门诊，就忘记了疼。”赵红艳对记者说，这是她“人生最大的乐趣”。她将自己回到工作岗位，比作一位癌症患者忽然发现了盼头。

　　她跟患者之间养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年轻医生孙文刚到科室时感到非常奇怪，在赵红艳的诊室里，常有陌生人一待就是半天，不挂号也不问诊。这些人还帮忙维持秩序。她清楚地记得，一位老爷子靠在床上，伸出拐棍指指点点教育别人：“别插队啊！”

　　她逐渐意识到，这都是赵红艳的老病号，没事就去找她聊天。有时同事去找赵红艳，却发现她被围在里面，等候许久也插不进去。

　　这位年轻医生以赵红艳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她记得，赵老师说过，消化科的疾病密切关系到人的心情，消化科的医生应该是半个心理医生。

　　她亲眼目睹，一位老太太拿来厚厚的胃镜和B超检验单各一沓。赵红艳一边询问，一边翻了20分钟。老太太说：“这么多年您是第一个把我这些片子都看完的。”

　　孙文说，很多患者会到不同医院检查，医生通常只看最近的检查报告即可。赵老师这么做，“是她看病的一种艺术”。

　　在这方面，赵红艳有过难忘经历。她早晨6点去一家大医院挂号，排了半天队，带去一摞片子，专家“一眼都没瞟”，直接跟她说：“股骨头坏死已经四期了，做手术吧。”这让她顿感失落。

　　几年前，天津市民刘玉珍被赵红艳诊断属于更年期合并胃肠综合征，治疗一段时间明显好转。但她多年犯胃病，总疑心自己病重，连做了几次胃镜还想再做，在诊室里“哭天抹泪的”。

　　直脾气的赵红艳不许她再做胃镜，拍着桌子说：“你哭什么哭啊，你看看我，我坐着轮椅，你比我强多了！”

　　刘玉珍由此开始觉得这位医生不糊弄人，成了她的铁杆“粉丝”。

　　一名带着手铐脚镣的犯人试图吞钉子自杀，给他看病的赵红艳询问原因，问到第四遍，这个小伙子才抬头，冷冷地说：“我不想活了。我才多大呀，我得在那儿待10年。”

　　赵红艳忍不住，拍拍自己的双腿：“你不是10年吗，你还有个头呢。你看我，我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在凳子上坐了10年多了。”

　　旁边的孙文发现，原本眼神凶巴巴的小伙子愣住了。

　　赵红艳怎么那么多亲戚

　　不过，除了开导那些寻死觅活的病人，赵红艳极少谈起自己的伤痛。她认为，自己算是一个“不卑不亢的医生”，不算“态度特别好”的那种。以她的个性不会细声细语，更不会对人低声下气。她没少跟病人拍桌子。

　　但袁飞说，赵红艳有这样的本事：当她批评你，能让你听出来她“打心眼里对你好”。

　　袁飞经常接到赵红艳的电话，每有一位病人做核磁共振检查，赵红艳就在电话里嘱咐她，“这是我们家亲戚”。有时她还拜托袁飞帮忙看看病人从别的医院带来的影像。不少科室都接过这类电话。同事们很奇怪，赵红艳怎么那么多亲戚，而且亲戚们那么多病？

　　久而久之他们知道，赵红艳的“亲戚”都是她的病人。门诊病人住院后，她会给病区打电话，“我的病号，对她好点”，或者“这是我们家亲戚，睡不好觉，尽量找个好的房间”。

　　孙文说，后来大家默认了，“凡是赵老师介绍来的，都当亲戚”。

　　等到真的亲戚来了，赵红艳反而不好意思提要求。有一天她给孙文打电话，请她接收一位病人住院，赶紧查查肝功能，“不用太好的房间”。病人一来，孙文吓了一跳，症状很重，肤色发黄，诊断为药物性肝炎。这位，是赵红艳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