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慢变量 人口问题判断要打足提前量）

财联社8月3日讯(记者 张曼玉)8月1日，国家卫健委党组在《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中指出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卫健委这一表述释放了什么信号，如何看待未来中国人口增长趋势？近年来多地出台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如何？“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将造成何种社会经济影响，如何应对？围绕这些问题，财联社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

原新指出，现在我们处在人口零增长时期，“十四五”期间人口负增长态势不会改变。我们进入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剧”交汇的时期。“目前生育基数缩减、生育意愿疲软、生育行为低迷是普遍现象。同时预计在今年或明年进入中度老龄社会，到2035年左右进入重度老年社会，在本世纪50年代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此外，原新还认为，虽然从2023年起，印度会超过中国变成第一人口大国，但是第二人口大国的帽子在这个世纪内会一直在我们的头上，中国的人口机会还在。但对人口问题的判断要有预见性、超前性，要打足提前量。当人口现象演变成人口问题的时候，再开始治理，往往就错过了最佳时机。

“现在我们处在人口零增长时期，十四五期间人口负增长态势不会改变”

财联社：8月1日，国家卫健委党组在《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中指出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这释放了什么信号？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会在何时到来？

原新：负增长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个动态的人口转变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国际移民数量很少，可以把全国视为封闭人口，所以当年度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就可以认为是负增长。负增长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突发性事件的减少，比方说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另外就是按照人口规律演进，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常态化的负增长。“十四五”期间进入负增长阶段，指的就是有可能实现持续性的常态化的负增长。

按照国际上已经实现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的经验来看，在负增长前大概有一个零增长的波动期，人口变动在出生死亡抵消的零值附近有一些波动。波动期过后，就会进入稳定的常态化的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了，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现在我们正处在零人口增长期，“十四五”期间实现稳态的人口负增长，基本不会改变。

我国在1991年就实现了更替水平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09个孩子。从1992年到现在，生育率水平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动下降，再没回到过2以上。从人口学解释，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就称之为低生育水平，也意味着人口的内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从正转负，且维持了30年之久，人口变动孕育着负增长的能量。形象的比喻，1991年我们就已经把人口列车的刹车给踩下去了，但是由于增长的惯性作用，从1992年到现在，人口总量一直保持惯性增长状态，当然，惯性总是要结束的，“十四五”期间这个人口惯性作用即将消耗殆尽，人口不但将停止增长，还将开始负增长。所以说，人口负增长是长期维持低生育率水平的人口发展规律的结果，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在今年或明年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比超20%，进入中度老龄社会”

财联社：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对于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趋势，你怎么看？

原新：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在未来的30年中，我国的适度生育率水平是1.8左右。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也指出，我们的目标生育率是1.8左右。“十四五”规划里面指出，要促进实现适度生育水平，达到1.8左右。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从1.3增加到到1.8，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目前生育基数缩减、生育意愿疲软、生育行为低迷是普遍现象。

首先，生育基数缩减，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现在育龄妇女人数大概有3.2亿人，到2050年左右，大概只剩2.2亿人左右。再有，整体的生育意愿疲软，90后、00后的生育意愿已经掉到了1.4~1.5，比70后、80后的1.7~1.8更低。另外，生育行为低迷，实际的生育行为比生育意愿更低，而且出生队列越接近现在，生育意愿越低，实际的生育率水平也越低，2020年生育率为1.3，2021年更是低于1.2，进入了全球最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财联社：七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说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处于哪种程度？十四五期间，老龄化趋势是怎样的？

原新：我们进入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剧”交汇的时期。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历史规律。死亡率下降导致长寿化、生育率下降导致少子化都导致了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同时也在造成人口负增长。

回看历史，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有37年的出生人数超过2000万人。这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也可以叫三个婴儿潮。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1958年，这个期间出生了2.06亿人，然后三年困难时期隔断了出生高峰；第二阶段是1962年到1975年，一共出生3.64亿人；第三阶段是1981年到1997年，出生了3.75亿人。三个婴儿潮在60年后必然会产生三个老年潮。现在，第一个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已经全部变成了老年，第二个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目前正在步入老年。

我的判断是，在今年或明年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占比大概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社会，到2035年左右超过30%进入重度老年社会。本世纪50年代当老年人口数量达到峰值的时候，大概能占比40%左右，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慢变量，不可能很快产生效果”

财联社：近年来，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你如何评价目前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目前看这些政策效果如何？这些生育支持政策还有哪些可以改善的空间？

原新：目前各地出台的政策大概有这几类：经济激励，包括生育津贴、住房优惠，以及对于多孩家庭的税费减免等，还有多次层、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时间支持，比如在98天产假的基础上做延长，给男性设置陪护假，设置婴儿照护假，孕产妇可以在地点和时间方面实行弹性工作等；优质服务，比如提供生殖健康方面的优质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和技术，建立婚前、婚后、孕前、孕中、生产和产后一整套的生育服务规范，同时加强建设普惠制的婴幼儿的托育体系等，还包括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技术支持，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治疗不孕不育症，对大龄孕产妇进行心理辅导，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等；生育关爱，包括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建设，照护、尊重、关爱生育者等；生育安全，加强住院分娩，尤其是为大龄孕产妇提供服务，保障大龄孕产妇母婴的健康，还有阻断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母婴传播等。

总体来说，积极生育政策的促进方案包括经济、社会、技术、服务、环境等一揽子综合措施，覆盖生命全周期的各个阶段，目的很简单，就是设法减轻家庭生育的负担和压力，让生育者敢生、愿意生、安全地生；生出来的孩子能够在托育方面“幼有所托，幼有所育，健康成长”；老年人可以颐养天年，减少家庭养老的后顾之忧。不过，我们也要知道，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相对于生育率水平的提升是一个慢性变量，所有这些政策对于生育的刺激，不可能很快产生效果，只要扎扎实实地做下去，长期观察一定会有效。

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内生性变量导致生育率变化，而计划生育政策是外生性变量，两个变量相向而行。但是今天及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继续指向低生育率，但是生育政策这个外生性的变量却指向适当提高生育率，两股力量变成了相背而行。因此，生育政策能够产生刺激生育率升高的作用，当然不会比之前推动生育率下降时的效果更大，这也是人口发展规律。

“第二人口大国的帽子在本世纪内会一直在我们头上，人口机会还在”

财联社：“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将造成何种社会经济影响？人口负增长趋势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如何应对？

原新：从人口老龄化来说，有机遇也有挑战，总体来说挑战可能大于机遇。从人口负增长来说，早期阶段的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不会呈现所谓的断崖式、雪崩式减少的现象。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能保持生1.5左右的生育率水平，到2050年，我国总人口还会在13亿以上，到这个世纪末还有7-8亿人。虽然从2023年起，印度会超过中国变成第一人口大国，但是第二人口大国的帽子在这个世纪内会一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还是个人口大国。

在人口负增长早期的三五十年内，我们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减少的数量级没有那么大，所以人口机会还在。到2050年，15岁到59岁劳动力的数量会从现在的9亿左右减少到6~7亿左右，这个数量比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的总和还要多一些。另外，我们人口的素质有很大提升，基本上超越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健康指标的平均值。健康是承载教育技术技能的基础，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7.9岁。从教育的角度来说，1982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累计不到700万，占总人口的0.6%。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累计2.2亿，占总人口的15.5%。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稳定的进入了普通高等教育不计划阶段。今年高等教育毕业生是1076万，相当于当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如果招生还维持这个规模，18年以后人人都能上大学了，所以从这些数字背后既可以看到教育的巨大发展，也可以看到对于整个教育布局的挑战。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和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了人口红利。未来30年我们要转型也必须转型，经济发展从过去的高增长型变成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将来一定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密集型、金融密集型，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收获新时代的人口红利，发挥人力资本的创造能力，而越来越健康的身体和越来越好的教育恰恰为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型提供坚实基础，所以这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机会。

在未来30年，伴随平均预期寿命的进一步延长，伴随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老龄化过程具有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点，60-69岁低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高，60岁人口的平均余寿不断延长，这些恰恰这就是延迟退休的基础。一方面，低龄老人规模大，余寿长，健康状况越来越好。另外，低龄老人接受的教育也越来越好。适当延迟退休就成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和长寿红利的必然选择。所以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很好的机会。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人口现象演变成人口问题，往往有个比较长的时间滞后，当人口现象演变成人口问题的时候，再开始治理，往往就错过了最佳时机。同时也要认识到，人口现象不等于人口问题，人口现象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性结果，如果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就不是问题，如果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就一定是问题，所以，一方面，必须确定尽管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但是，应对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本质问题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基本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对人口问题的判断要有预见性、超前性，要打足提前量，高瞻远瞩。换句话说，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未来短期之内机会还比较多。如果从未来的中长期的视角去观察，这种机会的空间一定会进一步的缩小，挑战会进一步加剧。那么，我们应对低生育率水平、应对人口负增长、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布局，时不我待。